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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医学诺奖发言人:“试管婴儿”本就该等上几十年  

2010-11-23 13:49:00|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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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发言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格荣 “试管婴儿”本就该等上几十年

新京报·新知周刊

10月4日,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生理学家爱德华兹,以表彰他在体外授精技术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试管婴儿”过了而立之年,终于得到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表彰。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授予这个具有一定伦理争议的项目,它又体现了怎样的科学发展趋势,评选的标准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进了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对评委会主席格荣•汉森(Goran Hansson)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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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格荣•汉森 Goran Hansson
2009年开始任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评委会秘书和发言人至今,对评选有一票投票权,并对外宣布得主名单。曾任该评委会主席三年之久,担任诺奖医学和生理学奖评委达12年之久。2007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同时,他是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一员。目前同时在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进行心血管医学研究并同时任教。

本届诺奖
试管婴儿需要观察几十年

新京报:试管婴儿早在上6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今年才给颁奖。不觉得迟了一点吗?
格荣:不迟。它的确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做出来了,第一个试管婴儿是1978年出生的。我们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肯定它,是因为我们必须观察试管婴儿出生后后续研究的情况,要确定他们健康、没有基因缺陷。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孩子都很健康,一些人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发生基因被破坏的情况。对这个案例来说,这么长时间的检验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参与首例试管婴儿工作的一位科学家早已去世,与诺奖失之交臂,此类情况在此前的评选中也出现过。获奖的爱德华兹也已经是风烛残年。在评选时,你们会考虑候选人的年龄吗?
格荣:诺贝尔奖并非只授予老人。去年获奖的卡罗尔只有40多岁,沃森发现DNA结构时只有33岁。诺奖医学奖不是奖励终身成就,而是给予实现了重大发现的科学家。所以,评委在评选的时候不会考虑候选人的年龄,只看成就。当然有的时候,研究需要多年来确认,尤其是医学领域,在临床治疗结果方面等需要很长时间的评估。今年的例子就特别突出。

新京报:今年的结果公布后,引起了梵蒂冈的反对。这么晚才为试管婴儿授奖,是否也是出于医学伦理方面的考虑?
格荣:关于试管婴儿的争议的讨论,我觉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了,爱德华兹教授就是发起试管婴儿伦理讨论的人之一。这些讨论很重要,但现在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经被明确地解决了。尽管有些人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可这个结果。今年的结果公布后,梵蒂冈方面有一些批评,但并非来自教宗的官方声明,而仅仅是来自一位主教的个人声明。我并没有看到其他人的类似抗议。

新京报:但是在医学界,还有很多工作在伦理方面尚未取得统一认识,比如干细胞研究。评委该怎么看待这些工作?
格荣:我可以讨论已经获奖的成就,但没法去谈未来的工作。你永远没法预测一个科学发现未来会带来怎样的应用,爱因斯坦在做出基础性科学发现的时候,并不会预测到未来其在原子核能方面的使用,不管是核电厂还是原子弹。总的来说,我们相信科学知识对人类是有益的。我们奖励知识本身,但如何去使用这些知识则就看人类自身了。
 
发展趋势
基础和实用并重

新京报:有人认为,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近些年来更倾向于奖励实用性的成就,而非基础研究。
格荣:两方面都奖励。这个奖的全名叫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生理学这儿指的是生命科学,所以我们既看基础的生命科学领域,也看医学领域,同时也要看所有一切这两端之内的领域。两方面的科学家都在抱怨,生命科学界认为我们给医学界颁了太多的奖,临床医学界则认为我们给基础科学的奖太多了。两方面都同样地不高兴,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工作做得还不错。

新京报:所以近年来并没有这样的趋势?
格荣: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但如果我们往前看,比如也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子生物学出现了重大突破,很多相关科学家都获了奖。但即使那时我们也还是会给很多医学应用方面的科学家授奖。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基础科学领域的人获了奖,但我们依然把不少奖给了如CT扫描,癌症治疗和制药研究等突破。近年来我们还授予了导致癌症和艾滋病的消化性溃疡方面的细菌发现。因此总体说来都是两方面混合的,这也会持续下去。

新京报:如果在基础科学上有所突破,很容易得到承认,而和实际应用相关的则可能需要很多年观察才能看出结果,所以前者会比后者更容易获奖?
格荣:就临床发现而言,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来评估研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我想两个领域的人要获奖都非常难。

新京报:目前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是什么?
格荣:很难说。如今,在生命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在临床医学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制药实验,是由大机构来完成的。两方面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我没法说哪个领域更难获奖,每个领域的科学家要想获得诺奖,几率都一样小。

新京报:你刚说了,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科学领域的发展,那是否有一些现在热门的领域更容易被评委考虑?
格荣:一个领域有多发达,这不是我们评估的标准。只有当一个新的发现改变了那个领域,影响了我们对生命的认识,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
有一些媒体和机构每年都会猜测今年诺奖会颁给哪个热门领域,那些讨论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新京报:诺贝尔设立医学奖的时候,并没有分子生物学。科学一直在变,不断有新的学科,或者混合学科出现。你们如何顺应时代?
格荣:首先,我们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推荐,所以整个科学圈都可能入选,其二,我们自己有专家对评选进行评估,其三,也会通过外部的专家团队进一步对候选人给予咨询,正因为我们自己和全球的专家评估,和出色的追踪记录让这个奖这么特别。最后,我们奖励最重要的发现,我们的决定必须是高质量的,才能决定诺贝尔奖在未来的位置。

新京报:但即使这样,诺贝尔奖也没法包含所有的学科领域,有的学科和推动者似乎就被诺贝尔奖排除在外了,比如在生态学领域的威尔森。
格荣:看看诺奖的历史,我们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科,从对人体的认识到基因控制,从试管婴儿到癌症研究,医学奖的跨度相当大。当然,我们并不会说,要给这个领域颁发25%的奖,给那个领域颁发25%,每年我们所做的就是看哪些发现是最重要的,并用很多年的时间来评估。我们相当谨慎。
生态学本身并不属于任何诺奖范畴。70年代时一年的诺奖曾给了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和丁伯根。当然,如果要被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考虑,必须是和人类生物学和医学相关的工作,我没有听说过批评威尔森错过诺奖的,但我听说过其他人。一个例子就是罗萨琳•弗兰克林,她对DNA结构的发现做出了主要贡献,但在诺奖颁奖前五年去世了,所以她没有机会获奖。

新京报:现在全球科学界有很多全球性的问题领域,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等等,这些领域的研究是否会被评委考虑,评委是否会通过评奖给公众传递一些信息?
格荣:我们并不会通过鼓励某些发现来给人们提出问题,只奖励已经做出的成就。我们常常不是向前看。假如说在全球变暖方面有重要发现,而且符合了医学和生理学领域,我们当然会将其列入候选,但我们不会通过授奖来让人们意识到一些问题。在科学领域,我们只奖励科学发现本身。

评选标准
我们只看科学本身

新京报:
如今,研究更多是集体的智慧结果,而非个人的成就。但诺奖的名额依然只有三个,这会不会令授奖比以前更难?
格荣:的确。越来越多的大的团队研究出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很明确地辨别出个体的成就。但大团队科研将是未来可能要考虑的方面,或许我的后继者会遇到这方面的困难。但现在还没有。

新京报:2008年的医学奖受到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评委可能介入到相关产业,而一些受益的公司也是诺贝尔基金会的赞助商。
格荣:2008年我们把奖授予了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豪森,他在导致宫颈癌的人乳头状瘤病毒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基于他的发现,人们发现了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对疫苗进行研究中的公司中有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事实上他们并没直接开发疫苗,而只是将其技术卖给了另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后来研制出了疫苗。之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买下了这家美国公司。我们有一位评委是阿斯利康董事会一员,在这次并购之后加入了他们,所以豪森的发现导致了疫苗开发,买下那家美国公司技术的公司研制出了疫苗,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在之后才买下了这家美国公司,这其中的关系非常非常遥远。
更进一步的是,这位评委的专长是在其它方面,也根本不知道阿斯利康在这段联系中的角色,所以要因此质疑这次评奖,我觉得是毫无道理的猜想。豪森在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拯救了成百上千的生命,如果因为这些产业的关系来质疑评委,这是不合理的。

新京报:医学研究和制药产业密切相关,评委和评选如何保持与产业的独立关系?
格荣:我从未听说任何制药产业试图游说评委。对于利益冲突,评委中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排除任何可能的影响。对此,我们非常小心。
候选人也可能是与产业有合作的,但这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不会考虑谁赚钱,谁不赚钱了。我们只看科学本身,看研究是否改变了科学,但产业是否介入了,这点我们不会管。科学家是否在产业中工作,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北美工作,我们都不管。我们只看科学本身。

新京报:近三十年来,全球制药界都趋于市场化,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制药业为富人服务,却忽略了贫穷地区的疾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格荣:我们奖励基础的发现,这些研究可能会变成各种疾病的药物,所以我们不会去判断药物是给欧洲还是北美。但我同意你说的,在一些疾病如赤道疾病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所幸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努力,很多组织都在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它们中某一天会出现重要成就,或许未来某一天能得到诺贝尔奖。我想或许某一天,它们中的某一个会得到诺贝尔奖。这方面过去的研究太少了,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出现,这是好事。

个人观点
我偏好DNA双螺旋

新京报:
你觉得诺奖医学奖历史上做出了哪些错误或者遗漏的选择?
格荣:我们看医学奖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有着好几处被质疑的决定。20年代对癌症起因的研究可能是最受质疑的,因为没有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核实,他们下结论地太快,应该等待更多的数据。1949年对间脑研究的奖励是另一次争议性的决定。
在过去的50年中,也有一些年份有着讨论,但至少在我加入的时间中,我只想说,那些质疑的人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信息,要不就是不理解我们的评选标准。比如,我们奖励谁第一个做出了发现,而不是谁是首席的研究者。领导一项研究可能会让你有名,但并不一定给你带来诺奖。再如,我们不授予终身成就,只授予开创了一项重要研究的人,哪怕他们在获奖时可能没那么知名。当然有很多人会失望,但科学界有这么多杰出的科学家,我们没法给每个人都颁发诺奖。

新京报:你对中国的医学和生理学发展的看法是如何的?其实力是否已经开始接近诺贝尔奖?
格荣:我只能说,我知道中国在很多科学领域都有着强劲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我们自己机构中的科学家都被招回了中国,我也知道中国在新的实验室上投入了很多,事实上我自己的实验室就和中国的实验室有着合作。
我们的评选也和中国有着联系,向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出推荐邀请信,推荐中国科学家,如同全球其他地方一样。除了南极洲,我们在全球各大洲都有联系,接受推荐,如果南极洲出现了一个医学研究的大学,我们也会发出邀请信邀请推荐的。

新京报:回顾诺奖医学奖的历史,你个人觉得哪项发现是最重要的?
格荣:整个医学生理学奖的名单十分杰出,作为评委代表我没法单独指出哪位更杰出。但就个人而言,我最偏好的还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一些早期的发现如疫苗、胰岛素和抗生素我也觉得很重要,但就基础性研究方面,DNA结构的发现无疑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今年的物理学奖颁给了一位曾经获过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怎么看那个奖?
格荣:能看到一个人获得两个奖这很棒,为什么不来点乐子呢?这人真厉害,盖姆教授真是一个天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发自瑞典斯德哥尔摩
发表时因版面限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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